曲笔是什么写作手法（红楼梦喜欢用影射的曲笔手法）



蔡元培认为《红楼梦》喜欢用曲笔，也就是影射的写作手法，“于书中主要人物，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”，如晴雯是黛玉的影子，袭人是宝钗的影子等等。影射的对象不单单是小说人物，还包括现实中的人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影射了传国玉玺？

《红楼梦》是一本奇书，对它的评价与解读因人而异。鲁迅就曾说过“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。”

清朝人读红楼梦多采用评点的方法，将其视为纯粹的文学作品，带有很多审美的趣味，着重分析这本书的写作笔法以及叙事结构，多有收获。护花主人王希廉就曾说：“《红楼梦》作者既自名为小说，吾亦小之云尔。”

他只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阅读这本书；太平闲人张新之则以道学家的眼光来读《红楼梦》，说：“《石头记》乃演性理之书，祖《大学》而宗《中庸》”，认为《红楼梦》是阐发四书五经的书籍，不是单纯的小说。

而到了民国初年，社会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变化，有一批人试图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解读《红楼梦》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。

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是反清复明？

《红楼梦》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？蔡元培认为为了躲避文字审查，《红楼梦》采用了烟云模糊的笔法，使读者有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的错觉。

这本书最表面的一层是写贾家家风败坏的过程，斥责了贾赦、贾珍等不能坚守祖业，导致家族没落，以此来劝勉世人，所以深受学究们的喜爱。同时书中又有尊妇德而薄文艺的倾向，写宝钗、袭人贤惠而近完人，黛玉、妙玉、晴雯等怪痴而不近人情。

所以道学先生们才说这是一本“性理之书”；有些人能够读透这个表层，发觉里面的言情因素，品味到古典文化，获得审美趣味，这也是文学之士喜欢《红楼梦》的原因。

不过蔡元培认为《红楼梦》还有着更深层的内涵，这点道学先生与文学之士都没读透，而只有对历史和政治有了解的人才能读得出来。《石头记索隐》的开头就下断言说：

“《石头记》者，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。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。书中本事，在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，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，寓痛惜之意。”

在蔡元培开来，《红楼梦》是这样的一本书：

它诞生于清朝的康熙年间。

它是一本政治小说，而不是性理之书或言情小说。

它的主题是悼念已经灭亡了的明朝，并揭露满清统治的过失。

它寄寓了作者的痛惜之情，痛惜那些最终因变节而臣服于满清统治的明朝遗老们。

因此，悼念明朝、反对满清便是《红楼梦》一书的主题思想。《石头记索隐》是基于这个判断而展开“索隐”工作的，这本书的结构等于说是先有了结论，然后再去摸索证据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反清复明倾向

比《石头记索隐》稍早的《乘光舍笔记》就说过：“书中女人皆指汉人，男人皆指满人”，而贾宝玉又说男人是泥做的，过于恶臭不堪，不如水做的女人清爽，似乎说明《红楼梦》具有排满的倾向。

蔡元培则继续在书中找依据，他说“书中‘红’字，多影‘朱’字，‘朱’者，明也，汉也”。贾宝玉有爱红之癖，是暗指满人喜爱汉族文化；他又喜欢吃人嘴上的胭脂，是讽刺满人拾汉人之唾遗。而曹雪芹在悼红轩中增删《红楼梦》，就有了吊念明朝的意义。

《红楼梦》叙述自明朝灭亡的那年开始，第一回说“这一年三月十五日，葫芦庙起火，烧了一夜，甄氏烧成瓦砾场”，影射崇祯甲申年三月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，灭亡明朝的事。

甄士隐的家被大火烧光，代表真的明朝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而贾雨村则在这时候中了进士，升官加爵，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起，代表伪朝的贾（假）府便粉墨登场了。这是“斥清室为伪统”。

当然，最明显的还是薛宝琴的这句诗：

“昨夜朱楼梦，今宵水国吟。岛云蒸大海，岚气接丛林。月本无今古，情缘自浅深。 汉南春历历，焉得不关心。”

“朱楼”代表明朝，“水国”意指满清，诗中充满了对故国的留恋之情。从这些蛛丝马迹来看，蔡元培深信《红楼梦》是一本政治小说，具有反清复明的倾向，为此可以推断它的成书时间在康熙年间，那时候明朝遗老尚未凋零，具备创造这本书的条件。
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？

蔡元培认为《红楼梦》喜欢用曲笔，也就是影射的写作手法，“于书中主要人物，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”。

如晴雯是黛玉的影子，袭人是宝钗的影子等等。影射的对象不单单是小说人物，还包括现实中的人。

因为作者有感于汉人知识分子出仕满清伪朝，所以在书中影射了他们。如林黛玉影射朱彝尊、薛宝钗影射高士奇，贾探春影射徐乾学，史湘云影射陈其年等等。而贾宝玉则影射康熙的废太子胤礽，因为宝玉有传国玉玺之意义，又屡屡癫狂，为贾政所恶。

《石头记索隐》一出版，立即遭到胡适的诘难，他认为蔡元培的索隐方法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，属于牵强附会。既然对《红楼梦》的解读属于非精确科学，不能找到可供验证的东西，那么大家自然都可以随意去解释。

但是，理论要想说服人，就得有依据，只是去捕风捉影、牵强附会，最后只会弄得所有人都云里雾里。因此，胡适采用的历史考证的方法，而他的思路其实是沿着索隐派走的。

除了说《红楼梦》是反清复明的政治小说外，还有其他的索隐附会家认为《红楼梦》是记载纳兰性德家事的小说，他们把《红楼梦》当成自传体的家族小说来看。

胡适接受了这种观念，但他认为纳兰性德的生存时间对不上，所以就要考证出一个时间上对得上的作者来。据他的考证，康熙年间有一个江宁织造，名叫曹寅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记载说：

“康熙间，曹练亭必为江宁织造......其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”

于是胡适便抓住这个头绪，从《扬州画舫录》、《丙辰札记》、《江南通志》等史料中发掘出有关 曹寅的记载，之后再从年代安排上，推定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。由此，胡适得出结论说：

“《红楼梦》明明是一部‘将真事隐去’的自叙的书。若作者是曹雪芹，那么，曹雪芹即是《红楼梦》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‘我’！即是书里的甄贾（真假）两个宝玉的底本！懂得这个道理，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。”

从逻辑上看，胡适其实也承认《红楼梦》有影射法，不同的只是他认为《红楼梦》不是影射著名的历史人物，而是影射曹雪芹的家事。他跟蔡元培一样，不把《红楼梦》当作一部虚构的小说，而是影射了现实的历史。蔡元培后来在回应中坚持了原来的看法，只是稍做退让，他说：

“鄙意《石头记》原本，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，为亲见高、徐、余、姜诸人所草，后经曹雪芹增删，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，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。”

索隐派与考证派的逻辑殊途同归

无论是“猜笨谜”的蔡元培还是患有“考证癖”的胡适，他们对《红楼梦》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，他们都不把这本书当成文学小说来看，反而是要从小说中去研究政治和历史。

蔡元培说《红楼梦》有排满思想，他的推论逻辑却跟满清统治者兴起文字狱时一样，都是捕风捉影、断章取义，妄加揣测来给作品定性。

据说清朝时，查嗣庭出了一道题，说“维民所止”，有人据此推测说“维止”去掉上面的笔画便是“雍正”，影射雍正无头，犯了大不敬罪；陆生楠写了一本《通鉴论》，里面研究封建之利，雍正却捕风捉影的说他妄议朝政，破坏大一统。

胡中藻的诗集中有“一世无日月”，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等句子，便被指控具有反清复明的倾向。谁要是用这种逻辑来解读小说，非得弄所有作者都因惧祸而封笔不可。

《闲中古今录》记载，明朝初年杭州有一个教授上贺表说“光天之下，天生圣人，为世作则。”朱元璋读过之后，生气的说：“生者僧也，以我尝为僧也。”于是将这名教授斩杀了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文字影射来推断作者的真实思想是多么的荒谬，而索隐派的逻辑其实也是这样的。他们不是从收集证据出发，来逐步推导出结论，反而是先有了一个结论，然后再去找证据来支撑它，所以没有说服力，难以说服人。

考证派责认为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传体小说，对此王国维曾讽刺说：“如谓书中种种境遇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，则是《水浒传》之作者必为大盗，《三国演义》之作者必为兵家，此又大不然之说也。”

考证派与索隐派一样，依然是把《红楼梦》当成了政治小说来看，所以仍有牵强附会的毛病。

用研究历史的方法来读小说，用阅读小说的态度来讲历史，我们的学者们总喜欢在这种事情上下功夫。所以他们要从《红楼梦》里读《清史》，而从《清史》里看宫斗剧，最后也只能争吵不休，弄得一地鸡毛。

没有人意识到，研究历史时要剔除个人的主观情感，实事求是；阅读小说时要带有审美的态度，不过度解读，要将最终的解释权还给作者。